马云：狂人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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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Yun： Spiritual Crisis of “Bedlamite”
文 本刊记者 习牧歌
马云最近的日子可不轻松。
支付宝“牌照”事件爆发以来，他被指责为“违背了支撑市场经济的契约原则”，具有“负示范作用”。更有企业人士指出，马云对于“协议控制”采取的举措，开了一个坏头，易造成海外资本对中国互联网创业者的不信任感，对产业发展形成不良影响。道理很简单，为谋求发展，你引入资本投入，然后又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司核心资产转移到个人。这让资本方如何处之泰然？
而对于中国互联网公司来说，对外资本合作是通行的办法，甚至是它们谋求发展的必经之路。
不可触碰的领域
这有可能是马云创业以后最不轻松的一段日子。这个极少流露出消极情绪的人，6月16日晨罕见地在微博里引用了鲁迅《狂人日记》片段，表达了自己的愤懑和不安：“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
在以前，不管企业面临多大的危机，经营面临多大的挑战，马云都不见得非常难受。因为作为一个商场“斗士”，一个企业“英雄”，一个精神领袖，一时成败并不是太重要。创业的勇气、经营的韬略，更重要的是，道德的感召力，都是他打动和吸引人的魅力所在。有时深陷低谷反而衬托出个人的勇气和信心。不过，这次挑战，直接涉及到他本人的信誉问题，就和往常不一样了。
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德国的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领袖人物的三种类型：传统型、卡利斯马型和法理型。其中卡利斯马型个人领袖凭借着其“超凡魅力”吸引追随者和信徒，他本人被认为是一位内心“受天职召唤”的领袖。人们服从他，不是因为传统或条律，而是因为对他怀有信仰。
从种种迹象看，马云最像卡利斯马型的领袖。不管对于急于成长和致富的中小企业者主、渴望成功的社会青年，还是阿里巴巴的员工们来说，马云都有着某种偶像般的意义。
所以，他可以失败，但不能在自身理念方面出问题。正因为如此，在支付宝事件发生以后，当胡舒立写出《马云为什么错了》的时候，对马云的杀伤力是不小的。这不仅和胡舒立作为新闻界重要人物的身份有关，更重要的是，马云此次是在“契约”意识上被责难了。契约也就意味着信誉，这正是马云自己也比较注重的“价值观”领域的事。2009年，马云在阿里10周年庆典晚会上发表演讲时，就清晰地提出“阿里巴巴未来的使命是打造新的商业文明”，2010年，阿里巴巴把“新商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确定为“开放、透明、分享、责任”。
2011年2月，阿里巴巴交易平台上爆出2326名“中国供应商”涉嫌欺诈，并有上百名阿里巴巴的销售人员牵涉其中。B2B公司CEO卫哲和COO李旭晖为此事引咎辞职，这被外界一些人读解成马云为了“价值观”而“挥泪斩马谡”。
好了，现在，马云自己被人怀疑在契约精神上出问题了。马云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他先是和胡舒立微博沟通（并授权这些沟通公之于众），继而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支付宝事件进行解释。马云称自己的这次行动是“不完美但正确的选择”。
据称，马云的演讲口才有口皆碑，但在就此事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马云却多次出现口误，以至于最后他自己都用手指指着太阳穴绕着圈说：“我怎么总是把软银说成微软？”
利益博弈隐现其中
支付宝事件的发生，表面看是能否获得牌照的问题，后面则涉及到更复杂的因素。正如媒体人王长胜先生所分析的：支付宝是一连串事件。它由两条线索组成，一条线索是最近五年来一直盘旋在中国第三方支付企业头上的牌照悬念，一条线索是阿里巴巴四人董事会里的利益博弈。支付业形势的发展、中国对外资态度的变化、雅虎与阿里这几年的彼落此兴、阿里管理团队诉求的转移……这些因素皆在左右这两条线索的拧合及走向。
从2000年引入软银到2005年与雅虎换股，马云在多次融资中都表现出对控制权的重视多过对股权的在意。由此形成的结果，是马云及其管理层目前只是阿里巴巴集团的第三大股东，马云个人在集团持股不到10%。但根据阿里巴巴与雅虎和软银签署的协议，马云在阿里巴巴即使只有一股，也要在董事会有一席之地。马云的原则就是“把投资者纯粹看成财务投资者”，“你可以做股东，但对公司什么也不要管”。以这样的方式，马云及其管理团队一直牢牢掌握着阿里巴巴集团的控制权，由此形成了弱势董事会强势管理层的格局。这为马云在支付宝股权上的操作提供了空间。这种控制权并不安全，尤其是按照协议，第一大股东雅虎从2010年10月起已经有权要求增补一个董事会席位，与管理层股东在董事会投票权环节分庭抗礼。为了消除这种不安全感，马云近两年来一直在为回购控股权而努力。这样因素的存在，又给支付宝事件提供了想像空间。
最终的结果：阿里巴巴管理团队以为了夺取中国央行颁发的第三方支付牌照之名，单方面剪断支付宝与母公司阿里巴巴集团的脐带。
体制性因素推波助澜
不管怎么声辩，马云是遇到了其职业生涯中极为严重的一次挑战。套用胡舒立的话来说，“马云此次错误的代价，不仅是积累多年的个人国际声誉，还包括阿里巴巴潜在的长远发展机遇。”这句话可能说得有点过于严厉，而事态的严重性确实不容小觑。
但客观上来说，我们简单把此次支付宝事件仅仅归因于马云本人个人品质出了问题是有失公允的。马云过去的信誉一直还算良好，此次在“支付宝事件”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和央行第三方支付政策的迟疑、含混与欠开放有关。央行从2005年即就第三方支付政策出台文件征求意见，直至2010年6月方始有正式办法出台，且称在外资企业准入问题上“另行规定，由国务院批准”。政策的含糊不清，易给企业的决策造成困难和混乱。
或许，当我们的政策环境还没有真正达成“开放、透明、分享、责任”的时候，单单要求企业人能这么做，是有点难了。
易凯资本王冉在此事件中不赞同马云的做法，但他也说：“正是我们对外资（其实很多时候也包括对民营资本）带有先天歧视的牌照制度和审批制度为马云今次的错误提供了发生的场景。”